[8]Ian Ward, Law and Literature: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, 1995，p. 15. [9]Peter Brooks，"The Law as Narrative and Rhetoric"，in Law's Stories: 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Law，ed. Peter Brooks and Paul Gwirtz,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，1996，p. 20. [10]参见（美）理查德oA．波斯纳：《法律与文学》，李国庆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页334-401、405-409。

[56]参见贺卫方：《司法的理念与制度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，第 193 －195、202 － 207 页，另参阅前引[45]，吴承学文，第 22 － 23页，再参阅徐忠明：《众声喧哗：明清法律文化的复调叙事》，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，第 251、312 页。现代中国法律人对判决书及其"附带"的"约定"，不过是历史多样化的一种，其的确曾存在，且日后也许再延续，但不可能是唯一。

从这出发，本文认为，判决书存在通常理解的模式，但这种模式，是由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约定而成，非本质化的概念，从社会约定的角度宽容判决书特别是"附带"的模式，远比特定精英群体"顶层设计"来得更有益。不能否认，大多数甚至全部"法官后语"写作可能出于人们一般定义的有效有益，还有道德关爱，而道德关爱亦应特别提倡，但两者如能依托法官的"自豪"基础，则更易挥发自如。[35]如果考虑法官期待"案结事了"，减少上诉甚至上访，则可预料对法官存在运用法律判决之外的手段促进结案的激励。其实，认为潜在的阅读者包含了各类社会人员，依然真实。其实，广泛观察，"法官后语"运用的语境，大体具有类似性：第一，诉讼当事人在判决外希望获得情感宽慰（即使其有时并未明显表现出来），第二，法官发觉运用之有效有益，且存在道德关爱意愿。

当然，"相互性"的含义，及其对判决书和"附带"的固定特征或功能、法官恒定角色、司法普适界定等理论预设的质疑，并不意味着，经现代法律教育而胸怀现代司法要义的司法者，其运用业内认为的正规司法理念，完全不会触发被司法者的需求转变，如从特别期待司法者温馨调解转向特别期待冷峻的理性裁判。[59]"附带意见"或"法官异议"的存留，不是司法者单方的嗜好、惯习，亦不仅为宏观的英语国家审判文化的定型，其也非常重要地另受制于时有出现的微观需求互动。也有反对意见，例如有人提出："任其（指当事人）讲述……效率很低"。

第二，从历史上看，基于特定长期国情，中国基层司法者因为特殊的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财政等压力，比如，群众殊为希望作为"官"的司法者，比较全面地解决自己的要求和困难。这个市场机制，如的确如此，则有何意蕴？ 至少可发现，司法者形象能较为顺利地反复再塑。以上述第二份经验材料为例，当来到自己曾亲身经历、且具有象征意义的"菜园"，听老庭长谈起种菜，聊唠家常，纠纷各方时常就会-自然并不必定-在故事描述化的倒叙展开中，转变对纠纷的初始固执立场，逐渐倾向"以和为贵"。因此，这些"文学化"起到了即使不是"使其豁然开朗"，也是"促其敞开心扉"的作用。

这类似上述第一份经验材料。众所周知，在不同群体甚至不同个体之间，"司法公正"的定义总是存在差异。

波斯纳，见前注[31]，页588。[45]就此而言，也就可以深入理解，为何在上述第一、二份经验材料中，能觉察，如果司法者没有通过"文学化"引发"亲和打动"，被司法者依然会继续注意、强调司法者的法律引导。祖母情绪非常激动、难过。其二，法律需有公开性、明确性这一"基本知识"已经提示，不应使这里的理解出现障碍，否则，全社会自觉遵循法律，特别是自觉尊重司法裁判，也就无从谈起。

与此不同，第二，若司法者已经具有了一定威信，则"文学化"能产生烘托甚至加强效果。而在中国当代基层司法实践中，对后者可能更有意义。文学化元素，虽有"策略"意旨，也即巧妙解决问题，但其中亦包含了亲和作用。同时，越是家长化，越是生动有趣。

司法过程，既是中立解决纠纷，亦为传达司法者司法观点、进而使被司法者接受这一观点。但司法本身，似乎应避免"吸引"、"号召"、"行政"。

因为，人们在后者中可更为直接、具体地体会司法的某些运作，窥视其某些内在，触及其鲜活，从而将感受放大，故需更为重视。所以期待、希望，缘于无论未来的胜诉者、败诉者，以及其他参加者，都知道面对的是公共权力，而公共权力，其包含的"治理"概念，可使他们发觉-至少感觉（因为生活经验、集体化的历史记忆）-一个进一步的概念：某种"温和对待"是可能的。

[63]Olivia Stockard, The Write Approach：Techniques of Effective Business Writing, San Diego: AcademicPress, 1999, p.61. [64]Ian Ward，见前注[8]，p. 39 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司法日常话语 文学化 基层司法经验 。[62]罗宾o乔治o科林伍德：《艺术原理》，王至元等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，页232。作为定义，微观司法场景，指基层司法中常见的空间较为狭小的司法环境。因为，人们习惯认为，法律和文学的行业界限十分明确。[23]实用技术地帮助被司法者理解利害得失，有时也可以使其感觉"他者理解自己"。一、经验材料 下述一份经验材料，来自中国一位基层法院法官的"手记"（关于"手记"，后文介绍说明）。

其一，司法活动，应使且必须要使作为外行的被司法者，明确地理解其内容。[39]而且，"激活法律"，也存在是在正确方向、还是错误方向激活的问题。

[55]作为例子，有的司法实践者提到，要求当事人平等举证在法官看来是司法公正，但是，在诉讼能力不高、法律知识匮乏且没有经济能力聘请法律专业人士的当事人看来，自然容易认为不是司法公正。[6]前述实用主义，虽然强调生活经验的运用，彰显务实，原本可以也应该关注这种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因为，更生动的日常话语，可更为有效地协助实用化的问题解决（见后文详论），但因更注重甚至青睐"战术目的"、"精确结果"等主题，故其不知不觉地与"文学化"擦边而过，无形中，忽略了"人文"性质的司法日常话语"文学化"的思考。

第一，法官使用了插说，即"我知道"，使叙述增添了亲切感、真挚感，而且具有吸引力，可消融法官和听者的距离。再观察另外一些来自基层法官"手记"的经验材料。

[30]如在下文分析的"辅助理解"功能的基础上，通过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被司法者不仅一方面更为容易理解、认同司法者的意见，而且同时也有可能反过来在这种"文学化"的平台中进一步思考司法者意见，提出异议，甚至和司法者商榷。前述科学主义，强调演绎逻辑、正规程式，以传统法学的"法律特性论"为宗旨，故自然而然地，本身已暗含对司法方法中日常话语"文学化"的研究意图的排斥。讨论"司法为民"，则需要将司法者的"耐心"作为基础。第一，如可以提出"被司法者隐蔽、潜在的期待"这一概念，则应当附带凸显一个可能挑战现代法学知识，甚至现代司法行规的问题：为何作为司法方法外在形式的话语，必须是"法律专业"的？[46]前面第二节的分析，仅仅表明，"文学化"行动适当之际，并不妨碍反而会增进法律问题的专业解决，然而我们可追问，在广袤的基层司法中，面对一般民众，为何不能期待纠纷解决在一般民众"欢迎"、"喜闻乐见"的话语中，得到实现？ 任何专业语言，在促使职业内部人士快捷、简洁、熟练、准确地解决专业问题之际，也非常明显地使外行人增加了理解负担。

就此而言，被司法者主动，或在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对己不利的诉讼结果，通常看，首先是以一个条件-司法者提出的法律对错、实际效果的理解可基本成立-作为基础。依此来看，减少甚至消除被司法者的理解成本，是司法语言的一个根本性的职责所在，甚至是司法语言的一项政治道德。

其次，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使司法者和被司法者之间显得地位平等，或使司法者显得平易近人之际，上述"文学化"，以亲和打动效果，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司法者在被司法者心目中的地位，巩固了司法者的魅力型权威，进而加强了其司法权威。第一，老庭长运用巧妙的倒叙引导，先说过去，再提现在，将表面话题（过去怎样种菜）逐渐推向实质话题（如现在离婚问题），使原来拒绝实质话题的当事人，不知不觉地接受进而转入对某些道理反省。

[11]法律与文学运动遭遇了很多批评。而有效彻底解决实际问题，要求中国基层司法者，必须注意科学、逻辑之外的另类司法方法的运用，至少需要注意，另类司法方法和科学、逻辑司法方法的相互协作，不能仅是呈现法律科学逻辑化，以示裁判的"冷漠"和"中立"。

[28]此外，如果可发现并且论证，这种"文学化"对司法者和被司法者和谐关系建构-或一种十分重要的司法政治建设-存在着可能的支持动力，能逐渐协助"中国经验"的司法模型的某种形成，则一种由点及面、由少变多的制度创新，便非常具有诱惑力。[32]参见（美）克莱夫o贝尔：《艺术》，周金环等译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，页10。在此，还能更具有深度地看到，前面第二、第三节分析的"文学化"的两种功能，是在司法过程的特殊"需求／生产"的微观市场机制中，加以呈现的。其一，"耐心"时常包含了"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"的行动内容，而很难想象，包含这种内容的"耐心"，可以远离这种"文学化"来发挥更为出色的作用，毕竟，文学化的修辞叙事时常是种"想象性活动，它的功能在于表现情感"，[62]而"情感表现得真挚、没有人为的痕迹，则具备强有力的说服力量"。

参见胡刚科："怀念马锡五"，《中国审判》2006年第10期，页18。同样，某些被司法者相信的司法公正，在另外一些被司法者看来不是司法公正。

法官并未制止，却说，"你心中的苦闷不是一两句劝说就能解开的，痛快地流淌眼泪，哭够了再说，你会觉得又过了一道坎。其实，不仅如此，在此可完全翻转过来深入认为：因为"文学化方式"的适当使用可提供"法律对错"、"实际效果"的辅助认识，准确地说，寓"辨"于乐，增添与被司法者原有意识（特定社区意识）相互协调的附加"思想、信息"的传递，从而促进道理理解，故其所推进的权威认同，在另一方面，则是以提升魅力型为表象的、实际为提升理智型的权威认同。

不断丰富司法方法的可能性，其意义在于，加深理解司法公正实现途径的丰富性。[49]故本文上述分析依然成立。